五月生

佛家尝说，余之所处，末法时代也。所谓末法时代，是指信仰佛教的人已渐渐稀少，修行的人更少，修行而证圣道的人则已没有了，到最后佛法也就被世间的邪说和物欲所淹没，纵然尚有佛经存在，也没有人去信受奉行。中国之文化，究其本质，即是儒释道的文化，佛家是如此了，儒家和道家又能好到哪去呢？这是一种文化没落的现象，儒释道的文化在今之中国依旧是传播着，然而传播的只是文化的表象，其实质的精神大约离我们渐行渐远罢。在我们这个时代里，不乏知者，但乏智者，那些修行而证圣道（儒释道三家之道皆可）可谓之智者，亦谓之大师。在中国文化（或称其为国学）中，儒释道三家相辅相成，缺一不可。若诚如佛家所说的末法时代，那末，儒道两家也到了没落时代罢，在这个没落的时代里，大师也走到了没落，这是他们的黄昏。

如果我说，国学死了，大约很多人要敲我的脑壳，这即便是真的，他们也不愿意承认，一个朝代的灭亡，都有些许的遗老遗少，更何况一个“根本文化”的覆灭。如果我说，国学大师都死了，至少在前日，他们是会认同的。2009年的7月11日，两位头戴“大师”桂冠的人，任继愈、季羡林都走了，试问，我们还能造出“正真”的“大师”来么？至少，在我们这个时代，是很难了。我想起了86年前，胡适在《国学期刊》创刊时说过的话，“近年来，古学的大师渐渐死完了，新起的学者还不曾有什么大成绩表现出来。”以此为起，在那个时代新起的学者成为大师的，已是“凤毛麟角”。我们在这个时代，在这个当年的“凤毛麟角”都一个个过逝的年代，我们要再祈盼一批新起的学者成为大师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大约缺失信仰、浮躁的社会中，论术作假、抄袭的学术界，再也不能孕育出一个大师来。

尝说过，外国的文化讲试验，中国的文化讲实践；外国的文化讲客体存在，中国的文化讲主体介入。实践和主体介入是研究中国文化的两个关键要素。我们尝说，儒家的代表思想是“仁”，道家的代表思想是“道”，佛家的代表思想是“觉”；儒家的哲学基原是“气”，道家的哲学基原是“无”，佛家的哲学基原是“空”；儒家的行为方式是“进取”，道家的行为方式是“无为”，佛家的行为方式是“觉悟”；儒家的内心世界讲“有情”，道家的内心世界讲“忘情”，佛家的内心世界讲“悲情”；儒家的理想目标是“圣人君子”，道家的理想目标是“神仙真人”，佛家的理想目标是“菩萨罗汉”。说归说，又有哪个人在研究儒释道文化时，是“实践”的，“主体介入”的。儒释道文化都谈到一个“修”字，如儒家讲“修身齐家”、道家讲“修身养性”、佛家讲“修心成佛”。离开了“修”，谈论儒释道文化，即便是天花乱坠，也是“于事无补”的。中国的文化讲的不是知识，而是智慧，所谓大师也不是知识集大成者，而是智慧集大成者。而这种智慧只能在儒释道的文化中实践、主体介入才能获取。以此为蓝本，如一个研究儒家文化的，或者说对儒家文化有兴趣的，那末，不论其儒家文化的知识水准，他首先应该是一个进取的、有道德的社会人。而一个儒家文化的大师，他就应该是一个中庸至德、以和为贵、仁者爱人、自强不息、厚德载物的人，这些才是考量大师的最重要标准，而不是单论学术，更不是论什么“山头派系”的成就。或许，以上的论述我有些“形而上学”，甚至有“思想洁癖”之嫌疑。然而，若不如此，一个学术作假的人、一个道德品质败坏的人、一个生活作风混乱的人，也能因为社会的吹捧，新闻媒体的炒作而位列大师之中，这是在“玷污”大师之名的。

有一种很可怕的现象，今世之人，往往以今世人之“卑鄙”去揣摩历代的“大师”，如认为孔子是个“贩私货”到处碰壁的投机者，董仲舒是个献媚于暴君以谋进取的小人，而朱熹是个引诱尼姑、霸占友人财产的伪君子，似乎把这些史上的道德君子一一诋毁之，践踏之，就能为自己的“卑鄙”正名。似乎在他们的眼中，历史上就从未存在过有信仰、道德高尚的人，这是怎样的狗屁逻辑呢。今人的信仰缺乏、道德败坏正是因为儒释道文化的没落，儒释道精神的缺乏，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大“痛楚”。精神世界的彻底毁坏，自然会引导物质世界的崩溃，在这样的时代里，我们还期盼再产生大师，又怎么可能呢？我们惟一能做的，便是为逝去大师们唱一首黄昏中的挽歌罢。

   长亭外，古道边

   荒草碧连天。

   晚风拂柳笛声残，

 夕阳山外山。

黄昏中的大师们，不就站在长亭外，古道边，正离我们而去么？满眼无际的荒草，一片凄凉的景色。纵然有晚风拂柳，依稀传来笛声，但那夕阳之下，山之外，外之山，已是没有能谓之“大师”的人在了。

悲鸣之中，有人假作悲鸣，有人在依旧欢笑，丝毫不觉有一种巨大的失落，正降袭在中国人的头上。我不敢特立独行，谨记录以上的文字，或是悲歌矣。